一方面，他承认“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，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'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'”。另一方面，他坚持说，五四运动“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，一项历史性的干扰。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运动”
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之先生，1919年4月底到上海去迎接自己在时的导师杜威先生访华。5月6日，他才从上海的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乱的。5月7日，他收到新文化运动另一主将的北京来信，报告了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。此时的胡适，恐怕还没有想到，这场学生运动，对于他，对于他回国后一直努力的事业，会有那么大的影响。
虽然后来做了上的“过河卒子”，胡适1917年刚回国时，确实曾经发誓“二十年不谈”。他从事的是文学。而文学，在胡适看来不外乎两点：（一）“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”，因为“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”，而“文学的运动，不论古今中外，大概都是从'文的形式'一方面下手，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。”（《谈新诗》）（二）提倡“人的文学”，这个口号在胡适那里，又被具体化成“易卜生主义”，即“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重要，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。……你要想有益于社会，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……时候，我真觉得全像海上撞沉了船，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。”（《易卜生主义》）从这些主张我们不难想见，胡适之博士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以学生民众对抗的群体性风暴中，会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。
其实胡适在《新青年》一班同仁中，绝对算不得激进，他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和《建设的文学论》，没有断言“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”那样的武断，也没有钱玄同提出“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”那样的尖刻，但因为他是始作俑者，当时一致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，林纾那两篇出名恶毒的小说《荆生》和《妖梦》里也将胡适作为标靶之一大加攻击。这些都显示了胡适在“前五四”时期的历史地位。虽然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产物，无关个人，但仍在40年代回顾“五四”的文章中说：“蔡先生，适之和我，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。”胡适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：“白话文的局面，若没有'胡适之一班人'，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。”
有着这样思想和这样地位的胡适之，于5月29日回到北京，自然也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。而胡适返京的言行，也分明可以看出明显的矛盾：对抗争的同情和对运动方式的拒斥，使胡适成了“五四”大潮中一名尴尬的发言者。
6月11日，因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而被捕，当夜胡适就写下了一首的诗《威权》，写“奴隶们同心合力”，终于让“威权倒撞下来，活活地跌死！”这首诗发在6月29日的《每周评论》（第28号）上。在同一期刊物上胡适还写了一组“随感录”，一反平生作文温柔敦厚的风格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。《爱情与痛苦》对被幽囚于警察厅的表示敬意：“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：'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，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。'”《研究室与》直接援引了的名言：“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，出了就入研究室，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。”五四以后，社会上谣传“新潮社社员傅斯年、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”的传闻，胡适在《他也配》中轻蔑地说：“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！”
但另一方面，胡适也是个公开的“复课派”，他对学生说：“单用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，是下下策。屡用不已，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。于敌人无损，于自己却有大损失。”在他的影响下，傅斯年、罗家伦、段锡朋等初期纷纷退出运动中心，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，如罗家伦就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，“”、“三番五次的”、“一回两回的游街”，都是“无聊的举动”，是在“毁坏学者”，“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，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！”傅斯年更是联合胡、罗等人，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，并讨论“不要哪些人去”，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“拆伙的打算”。五四运动一周年时，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《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》，更明确地表达了对运动的态度：“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，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，荒废光阴，涉纠正，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。”
多年以后，胡适在论及“五四”时，仍然保持着他不尴不尬的“两面派”认识，一方面，他承认“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，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'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'。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。”（《五四的第廿八周年》）另一方面，他坚持说，五四运动“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，一项历史性的干扰。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运动”（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