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五八年七月，到广东新会做调查研究，与农民周汉生交谈时，他主动坐在小板凳上，把椅子让给了周汉生。
去年九月里因事过广东新会。新会是梁启超的家乡，又是元灭宋，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，过去为县，现在是江门市的一个区。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有一个资料丰富的纪念馆。当地的很自豪，他们说，任时，政务缠身，能下到一个县连住七天，一生仅此一例。我心里明白，哪里是有闲，是政局错位，一个历史的小误会。
1956年下半年，全国出现冒进的苗头。掌国家经济之舵的提出反冒进，不悦，说“我是反反冒进”。1958年1月南宁会议、3月成都会议，周都受到批评，并作检查。7月1日至7日，他便选了一个县即广东新会县来做调查研究。其时周公心里正受着煎熬，正是伟人不幸，小县有幸，留下了这样一处纪念地。
此行所以选中新会，有一点小起因。当年6月19日报道新会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。很重视，专门带了一位专家6月30日飞广州，又转来新会。在实验田旁周见到了这位农民(见右上图)。可以看出，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还很差，乡和农民一律都是赤脚，的穿着也就比他们多着一双布鞋，只是衣服稍整洁一些。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、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，本意让坐小竹椅，不想一到就坐在小凳上，把小椅子推给周汉生，还说你长年蹲田头，太辛苦。这就是的作风，尽量为他人着想，决不摆什么架子。这张照片挂在展室的墙上，成了现在人们难以理解的场景。按现在的习惯，官大一级，见面让座，起行让路，等级分明。一个大国来到地头已属不易，怎么能在座位上尊卑颠倒呢？我立即联想到，已逝全国记协吴冷西也是新会人。一次，我当面听他讲过这样一件事，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，工会代表团来访，接见并合影，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。不肯，他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刘宁一与客人坐正中，他说你是正式主人，今天我是陪客，结果他真的坐在旁边，报上也就这样照发照片，那时大家觉得也很自然。我曾见过延安时期老同志的几幅合影，大家都随意或坐或站，有几次都站在较偏的位置。无疑，毛当时的地位是应该居首位的。现在当我们看这些老照片时，心里真说不清是陌生还是亲切。
座位这个东西是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。有把椅子，坐着好说话或办事，这是物质；坐上去，别有一种感觉，这是精神。坐椅子的人多了，就要排个次序，就有了等级。等级就是一种精神。等级不可没有，如军队指挥，无等级就无效率。但不可太严，太严了就成障碍，心理障碍，工作障碍。正如列宁所说:真理很灵活，所以不会僵化；又很确定，所以人们才能为之奋斗。现在我们对座次的设计是越来越精，越来越细，只僵化而不灵活了。不用说大会谁，台上又谁前谁后，就是有的单位开会，除分座次外，还要一把大一点的椅子，供一把手坐。我又听过一个故事，一位新来的部长，很不习惯这种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，每次到场自己先把这把大椅子撤去。但下次来时，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与他四目相对。他的务实作风拗不过笼罩四周的座次威存在决定意识，在没有椅子坐时，当然没有座次。我看过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。那是一间大伙房，没有座椅。56个委员、候补委员，随手从房东家带一个小板凳来就开大会。难的是有了椅子后怎样办？这里有个公心、私心之分。以公心论座，党内讲平等，是同志；党外讲服务、是公仆，何必争座？何敢争座？以私心论座，则私心无尽，锱铢必较，事事都要争个高低。的一生是为公的一生，这从他位次变化中可以看出来。他早年就坐到党内的第二把交椅。长征开始时，党务、军务大事由最高三人团负责:博古、，还有一个外国人李德。遵义会议后他把军事指挥的椅子让给，一、四方面军会师，为团结四方面军又把红军总政委的椅子让给张国焘。解放后他又有两次让位。一是1958年6月，就是这次到新会调查之前，因为几次受到批评，周就提出辞去职位，后来不同意，算是让位未果。但后来经济困难立即证明周的意见对，他又毫无怨言，以的身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。第二次是让位给当副统帅，后林自我爆炸，驾机出逃。当晚，他把办公椅子搬到，整整一个通宵，坐镇指挥，力挽狂澜，化险为夷。
大位无形，不管周在历史上曾将位置让毛、让张，还是“”中让位于林，或者还要对忍让三分，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永远是国家的总管，是仅次于毛的二把手。这个位置是永远也变不了的。后来的年轻人不理解，总爱问周为什么要这样一让再让？为什么不敢与毛争一下呢？我听说一位领导同志当面问过周，周说，如果那样党就会，局面更不可收拾。他是仔细衡量过利害的。“”最困难的时期，他说过一句话，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。还是为公，为了国家利益。其实，无论全党还是党员本人，都没有自己的私利。西安事变，抓蒋而不杀，反而还承认他的领袖地位，为，为挽救民族危亡，这是党最大的忍让。周是代表党亲自到西安处理这件事的。周几次让位，也是出于党性的忍让。无论对内对外，若让而能利天下，他都义无反顾。
那么，争过椅子没有？争过，在西安、在重庆、在南京与长达十年的谈判就是在争椅子，为党争，为民争。说，谈判都把人谈老了。但还是谈不成。周就甩手回延安，而蒋最后落得只能到给自己安一把小椅子。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，周主持外交，参加或指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谈判，与人在谈，在华沙谈；与苏联人谈，甚至在莫斯科与老大哥吵翻，拂袖而去，都是要为中国在国际上争一把交椅。而他自己却忙得坐不暖席。
出行用专列，周出行几乎全坐飞机，不是飞机的椅子好坐，是为省时，多一点时间去工作，去为民为国多争一点权利。最危险的一次是去开万隆会议，他的座机为敌特所炸，幸亏他临时换机，免于一难。而身边的总不会忘记周的一个工作细节，每临大会，他都要亲自到台或会场上看一下座席，特别是党外人士的座位摆得是否合适。最后又不会忘记检查一下的座椅，摇一摇，稳不稳，再看看角度，视线清不清。这就是。他心里有一个座次，孰重孰轻，何让何争，明白见底。
在看这个纪念馆时，我很庆幸1958年周让位之未成，不然国家还要多一次悲剧。又想到“”中周虽让位，又不能久居，不是图位之人不想接，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，是他们不能承受这轻，不能承受周的这轻轻一让；又不能承受这重，承受这国事民心之重。庄子说:“先贤而后王”，从政者必得先有贤能之德、之力，才敢去接王位。王位是什么？就是一把办重要事情的椅子。历史上凡大让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，尧让天下于舜；舜让天下于禹；让总统位于袁世凯；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毅然让位；首开在位退休先例。他们都是大公大仁之人。我在新会看到的这两把小椅凳当然不是王者之椅，它实在太普通了，甚至在民间已很难找到。但纪念馆主人很郑重地对我说:“这两把椅凳，我们刚从主人家里征集到，已作为重要文物收藏了。”我想，西柏坡会议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间，也不知有没有人收藏。人们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去制新椅子。前不久，我到北京一家专门开重要会议的宾馆里就会，吃饭时，座椅庞然而厚重，颇有几分威严，椅子围桌而立，远望如一圈逶迤的长城。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。我忍不住对经理说，餐厅之椅还是以轻便为好，何用这样隆重？她说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，一把就二千元。我说这种重椅只合台上用，放在这里讲错了排场，又枉费了许多钱。但设计者恐怕另有考虑。
新会的一个小型纪念馆让我联想频频，悟到一个大道理。座位这个东西有实在的物质和虚拟的精神两方面的含义。如果只从实用考虑，能坐、舒适就行，大可不必争什么座次；如果从精神方面考虑，每个人在众人心里的位置是他德与能的总和，争与不争都是一样的。相反，争则愈见其私，品位更低；让则愈见其公，品位更高。这是做人的道理。
